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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道教初兴，佛教东来，初期颇有互相利用之处，因两者所标义旨，间有相同。佛教传入之初，译天竺文为汉字，尝袭用道家字义，后道家亦有袭用佛教教义者。惟道家对于佛教之输入中土，因信奉者日多，遂与之发生冲突，历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迄于隋唐而未衰。

　佛教传入中土，传统文化之卫道者一则以佛教来自印度，乃夷狄之教，以为夷狄文化低落，不及华夏，故不当信从。二则以华夷地域不同，益证老子序中以东为木，属阳，为道之所出；西为金，属阴，为佛之所生。阳尊阴卑，故道教优于佛教。三则以华夷之间，种族不同，夷人始信佛教，华人不当信。四则以佛教之流入中土，每致国家之衰乱，故不应信。

　佛道之争，虽属宗教冲突，然二者之兴替，皆不离帝王之爱恶亲仇，结果有力者较易获胜，失败者，每遭毁灭之厄运。佛道之争最早见于东汉，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；三国时代，曹植作‘辩道论’批难神仙说之诈妄；西晋时，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亦有佛道之争，王浮乃作‘老子化胡经’，为后世论争重要材料；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，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，并使之国教化，确立道教之宗教教团；南朝宋之陆修静、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，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，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，其论争焦点系以‘夷夏论’为中心，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（佛教）之是非；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（467），道士顾欢著「夷夏论’，引致明僧绍著「正二教论’、慧通著「驳顾道士夷夏论’以辟之，又有张融著「门律’，主张道佛一致，而以道教为本，佛教为迹，提倡本迹说，然就二者优劣而言，主张道教居优位。

　于北朝，孝明帝正光元年（520），宫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论争，即清道观之道士姜斌与融觉寺之沙门昙无最，以老子与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，论争结果，姜斌被论破，流放至马邑。其前，甄鸾之‘笑道论’与道安之‘二教论’二书为当时有关佛道优劣论争之重要论著，此二书皆以强烈之论点大力论难道教之低劣。然于北朝，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，更加上当权者之政策压迫，此即历史上著名的‘三武灭佛’中，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之摧残佛教。

　三武灭佛即指：(一)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，及司徒崔浩之怂恿，乃下诏诸州，坑沙门，毁诸佛像。(二)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，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，决心灭佛。(三)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，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，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，收充两税户。为历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。

　隋代统一南北，唐祚代兴，以老子与唐室皆李姓，予道教以特殊礼遇，太宗更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上，定道先佛后之席次，成为唐朝一贯方针，道教乃得蓬勃发展。武德四年（621），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条，济法寺法琳撰‘破邪论’论道教之虚妄，道教方面李仲卿著「十异九迷论’、刘进喜著「显正论’，批论佛教，激烈争论佛道席次之先后问题。八年，定道、儒、佛之顺位。高宗显庆三年（658）三次召集僧道于内殿论议；五年，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又就老子化胡经引发论争；至龙朔二、三年（662～663），论争犹未止。此等佛道论争之结果，道教方面摄取佛教经典之教理，制作种种经典以对抗佛教。宋代道教活跃，王重阳创全真教；元时，其第五代教主邱处机之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，破坏佛像，并将‘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’及‘老子八十一化图’，刻板刊行，少林寺福裕斥其伪妄，宪宗五年（1255）令二人对论，志常败论，帝遂勒令烧毁道德经以外老子化胡经、老子八十一化图等一切伪经；以后二教明争暗斗相续不绝；元世祖至元十八年（1281），下诏弹压全真教，魏晋以来之佛道之争遂平息。

　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与信众，对立结果往往意气用事，各成派系，排斥异己，或互相诋毁，如佛徒着笑道论，道流亦作笑佛论以敌之，各揭彼短，以扬己善，极尽对骂之能事。然佛道二教经魏晋南北朝、隋、唐数代之发展而更深入民间，牢不可拔，影响后世学术思想甚巨。如新字体、词汇之广及学术领域，儒、释、道三教融合而产生宋代理学等，可谓思想文艺上之重大刺激。

　有关收录佛道论争之文献不少，较重要者有弘明集、广弘明集、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论衡、法琳之破邪论、神清之北山录、智升之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