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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武帝（140 B.C.～87 B.C.在位）为商业与军事上之目的，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，从此打开东西交通路线，东西文化经此路线而交流融合，佛教思想与信仰亦随着商旅、使节团、僧众等，流传至沿线之大月氏、安息、罽宾（迦湿弥罗，即今喀什米尔）、疏勒、于阗、高昌（吐鲁番）等地区，乃至广大的中国。印度、西域沙门来华弘法译经，及我国高僧大德西行参学求道，所采行之途径有陆路、海路二种。

　陆路在北方，为主要通道，自今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中亚、河西走廊，至中原地区。在新疆境内又分为南北二道，二道皆在天山南麓，亦即自洛阳或长安西行，经河西走廊，至敦煌。北道自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北侧，经伊吾（哈密）、高昌、焉耆、龟兹（库车）、疏勒等据点，复越葱岭（帕米尔高原），西南行至罽宾而达天竺。南道自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南侧，经鄯善、于阗、莎车，越过巴达克山南下，复越大雪山与兴都库什山而达罽宾；或由莎车至疏勒，与北道会合。

　东晋法显由北道之龟兹，越过流沙（塔克拉马干沙漠）至南道之于阗，此称为中道，其后再西行抵达天竺；唐代玄奘则由北道之龟兹越天山北麓，再过凌山，经中亚药杀河（锡尔河）一带，入活国（Kunduz，位于今阿富汗境内），复越大雪山，迂回到达天竺。又部分行者由河西走廊之凉州（武威）进出巴蜀、江陵等地，如南朝之法献。至于罗布泊附近之鄯善，原称楼兰，初为南北二道之交会点，文物鼎盛，惜自汉末以降渐趋衰落，竟至湮没。

　海路传法不如陆路兴盛，自印度经锡兰、爪哇或婆罗州、马来半岛，至我国交阯（今越南河内）、广州、东莱一带（胶州湾），故广州、交阯等地，亦为我国与南洋佛教交流之门户。由海路来华或西行之著名行者有康僧会、真谛、菩提达磨、不空，及法显（归国时）、法勇、义净等。

　此外，西元一世纪前后之印度，大乘佛教兴起，贬称固守传统佛学之教团为小乘，遂形成大、小乘二派对立之形势，彼此皆大力宣教，欲建立强大之教团势力，故佛教迅速向西北方、南方传播，大、小乘势力在西域诸国纵横捭阖之际，我国亦开始接受佛教之熏习，因而西域佛教对我国有极大之影响，由是经西域传来之佛教与自海路传达者，比较亦有不同，如印度西北部盛行大乘思想，故传至北方者多为般若、方等；迦湿弥罗为‘一切有部’之发祥地，发智、毗婆沙等诸要籍即在北方传译；于阗盛行华严经，故支法领至该地携回华严梵本三万六千偈；而信仰小乘佛教之师子国（锡兰），则由海路传来其经典，如僧伽跋陀罗译出善见律毗婆沙。

　佛陀入灭之初，信徒仅以法轮、菩提树、莲花座、舍利塔等，为追慕佛陀之象征。至西元前三二七年，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北，其后由于印、希文化之交融，产生出犍驮罗艺术，佛教徒亦模仿希腊人，开始雕绘佛像，此类艺术即于佛教初传时随之传入我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