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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制一词含义极广，广义言之，举凡有关教团组织、教团行事、团体法规、经济制度、道德准则、戒条仪式等事宜均属之；狭义而言，则指僧团制度与教条仪制中之有成规者，此亦为一般所习称之教制。

　佛教教团制度之建立，其原意乃是要建设理想之模范社会，以期将人类自生存之欲望与绝望中解脱出来。而此理想社会之实现，即为佛陀献身传道，组织教团，制戒设律，由此具有组织之修道僧团，来推动完成解脱生活之理想。其制戒设律之根本精神，从四分律、五分律、十诵律、摩诃僧只律、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五大部律之卷一，均载有设立教制之十义（称为十句义）。如四分律卷一所载：(一)摄取于僧，使僧团成为传布佛教、吸收出家成员之单位。(二)令僧欢喜，每吸收一新成员，于其个人为生命新生之庆喜，于僧团则为增加团体力量之庆喜。(三)令僧安乐，僧团之和合互助可令大众安住身心。(四)未信者信，俾使缺乏信心及未信者起信。(五)已信增长，使已信者增长其信心、信仰。(六)难调者调，此因所吸收成员之品类、习性各异，故须有适当之准则，以处置违犯僧团生活者。(七)惭愧者安，使自知惭愧、觉悟者之修习不受干扰，得以安住潜修。(八)断现有漏，为证得寂灭涅槃，故须精进修道以断除现行烦恼。(九)断当来有漏，为证得无余涅槃，故须永断烦恼，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。(十)令正法久住，为使佛陀之教法长住世间。

　由上可知，十句义之用意，系基于僧团成员之信心巩固、安住身心办道，以及令正法久住而建立之僧团之组织制度。盖佛陀所制定之戒律，皆着重于个人生活上之自我约束，属个人净化身心所应严守之法则，若从整体之教团教制而言，根本佛教之教团组织与统制，则具有几项基本特征：

　(一)反对阶级，提倡人我平等制度：印度传统之婆罗门教向来重视阶级划分，将人类分为贵、贱、优、劣之别，即所谓之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罗等四阶级。而在佛陀所设立之教团中，乃反对社会阶级之划分，完全以人格之尊重而组成，故凡进入僧团之每一成员皆须舍弃过去之阶级、财富、名誉、地位，仅有内修果证的阶段境界之差别，而无外在身分阶级之划分，以长幼有序、互敬互爱为僧团秩序之基础。

　(二)中心领导分层教育制度：佛陀住世时，以佛陀所制定之戒律及所说之教法为领导中心，次由有德比丘负起教授比丘、比丘尼之责任，并于每一僧伽蓝推选出长老教授师，负责照顾住处僧伽，且随时呈报佛陀有关住处僧侣们所发生之情事。

　(三)托钵行乞、和合共住制度：佛陀初成道度化五比丘时，即订下四依住，即：(1)依乞食，(2)依粪扫衣，(3)依树下住，(4)依陈弃药等四项理想生活之基本原则，并别立八不净物，诫告比丘不得持受田宅园林、种植、储积谷物、蓄养奴仆、蓄养禽兽、蓄钱宝贵物、蓄毯褥釜镬、蓄象金饰床等八种障道之不净物。其后，由于僧团之不断扩展、雨季之困扰，及慈悲垂顾信众之故，时或受衣、受请，或进而受施田园、房舍等，遂使僧团生活形式有所改变。由是，无论雨季之结夏安居，或平时之和合共处，皆形成生活上之共住制度。在共住规制上，僧侣除个人使用之衣钵等物外，其他物品、用具、床具，乃至房舍、园林等，均属僧团共有，不得占为私有。对僧团器物之维护，则有工作上之分配；于每一住处僧团中，推选一位有德之长老，领导僧侣之生活作息，及担任平时之教诫，并转达佛陀僧事之发生。然此等生活型态之演变，对整体僧团而言，仍维系于托钵制度之原则。

　(四)集合布萨说戒制度：此为佛陀采行印度当时之外道沙门或婆罗门于每月八日、十四（十五）日共集一处和合布萨说戒之制度，期使散布于各处之僧侣能定期集会，以达互磋互勉之修道生活。此种定于新月、满月之和合布萨，源于印度传统之家庭祭礼‘新满月祭’，原系藉祭礼与天神沟通，以祈求家内繁荣之定期祭典。而一般修道沙门即藉此普遍于一般家庭之重要时日，定为僧团和合集会之日。

　(五)僧伽羯磨会议制度：羯磨制度乃僧侣‘僧事共决’之最高行政中心，主要目的系增进僧伽之和合。于每月十五日定期开会行羯磨，凡有平日违犯戒律者，即于此时针对其所犯之情事加以审议、判决、处置。依羯磨之类别，可分两种：(1)诤事羯磨，(2) 非诤事羯磨。诤事，系指僧侣间发生诤论之事，及发生破坏僧伽和合之情事。凡此，皆属是非问题之裁判案件。非诤事，系关于僧侣之日常生活，及一般行事是否合法之处理指导，或新僧侣加入团体之裁决许可等种种生活上之议决案件。依羯磨之性质，亦可分为两种：(1)治罪羯磨，(2)成善羯磨。治罪羯磨有苦切羯磨、依止羯磨、驱出羯磨、下意羯磨、摈羯磨等苦恼羯磨。成善羯磨有受戒羯磨、布萨羯磨、自恣羯磨、出罪羯磨、布草羯磨等成善法之羯磨。僧团之羯磨法可促进僧团社会组织之严密化，并能统摄僧侣彼此之和合互益，而令僧团成为共同遵守规律、推动爱语、利行、布施、同事之理想道德社会。

　(六)僧伽与信众不共住制度：教团之成员分为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、式叉摩那等出家五众，和优婆塞、优婆夷等在家二众。在家信众完全立于护持僧团、供养僧侣各种生活资具之立场，僧侣对信众则负有开示佛法之责任。信众不住于僧伽蓝内，亦不必遵守僧侣之生活规制，若信众有对僧侣辱冒不敬之行为，僧侣一律采取宽容原谅态度，不得与信众有诤。

　迨至佛教传至中国，‘三衣一钵，游行乞食，树下一宿’之教制，于我国国情、民俗均未能相应。中国人重视农耕，无法容许乞化生活之存在，而严寒之气候更不适于四处游化、路边一宿之生活，故佛教在中国逐渐形成定居式之僧团制，并为使佛教能适存于我国，遂有丛林制与僧官制之产生。

　从佛教传入中国至东晋初，当时之出家人仅依循经西域传译来之部分经律，过着离开家庭、完全禁欲之出家人生活，并无一套完整之制度可循，而我国最早制定僧团生活规范者，首推东晋之道安。据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所载，在道安领导下之僧团，制定之僧尼轨范大概可分作三项：(一)行香、定座、上经、上讲之法。(二)常日六时行道、饮食唱食法。(三)布萨、差使、悔过去。然此一轨范，仅属我国僧制之雏型，仍不足显现出中国佛教丛林制度之特色。直至唐代马祖道一确立丛林制度，及其弟子百丈怀海制订清规后，中国之丛林寺院制度才逐渐形成具体完备之规制。

　怀海受马祖道一印可后，于江西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举扬禅风，又糅合大小乘律，制定禅门仪规，后世称为‘百丈古清规’，可谓怀海禅师对中国佛教最大之贡献。然百丈古清规之原本于唐宋之间即散佚不存，虽有元代之东阳德辉奉敕重编‘敕修百丈清规’，惟规约内容已不复原本之面貌。后世欲窥知古清规之体制大要者，则必赖于宋代官吏杨亿之‘古清规序’及宋代僧宗赜所编‘禅苑清规’之记载。自古清规序中，可了解古清规之创立旨意、古清规中作为僧团管理基础之长老制度观念与组织、注重劳动生产之农禅生活，乃至僧侣服制自印度式改为中国化之唐朝衣冠等。

　禅苑清规为继百丈之古清规后，最能明显看出百丈清规组织发展之著作，亦为我国现存各类清规著作中最古者，该书又称‘崇宁清规’，于书中之卷八，在人事制度上，对丛林执事之名称已有明显称呼。清规文云（卍续一一一·四五九下）：‘丛林之设，要之本为众僧，是以开示众僧，故有长老；表仪众僧，故有首座；荷负众僧，故有监院；调和众僧，故有维那；供养众僧，故有典座；为众僧作务，故有直岁；为众僧出纳，故有库头；为众僧主典翰墨，故有书状；为众僧守护圣教，故有藏主；为众僧迎待檀越，故有知客；为众僧召请，故有侍者；为众僧看守衣钵，故有寮主；为众僧供侍汤药，故有堂主；为众僧洗濯，故有浴主、水头；为众僧御寒，故有炭头、炉头；为众僧乞丐，故有街坊化主；为众僧执劳，故有园头、磨头、庄主；为众僧涤除，故有净头；为众僧给侍，故有净人。’

　又中国丛林之制度，代代相承，大抵皆以百丈清规为张本，而在后世寺院之发展上，除以人事执位之安排为寺院之基本组织外，又有传法上之别异丛林制。如丛林分有‘子孙丛林’和‘十方丛林’两种，十方丛林又依住持继承制度之不同，而有‘选贤丛林制’和‘传法丛林制’之别。

　故若就僧团生活在中国之型态而言，可谓寺院不仅成为僧团之固定生活住所，另一方面寺院在住持之领导下，全寺采取分工合作之方式，人人各司其职，彼此照顾，在两序之人事组织下，执务有文有武，有内务有外务，有执纲纪有执众劳，有任教育有任幕僚，领执者完全立于为众僧服务之立场，来共同维护僧团之和合共住。

　关于僧官制度，于印度僧团中原有执掌敲鸣犍稚，监督进食等事之上座，称为‘维那’，此外别无职官之称。至佛法东传后，佛教既受当权者之保护，然亦被置于历代执政者之管制下。姚秦弘始年间，姚兴以僧■为‘僧正’，同时代之北魏亦以法果为‘沙门统’，太和十七年（493）更制定四十七条僧制，此即僧官制度之滥觞。其后历代所设僧官之职虽各有增减异同，然大抵以沙汰僧众、试经得度、禁止私设寺院、编制僧籍等政策，为匡正僧众纪律或压抑僧团势力之措施。

　上记丛林制与僧官制，为我国佛教之两大教制，一为一寺一院各自之组织，一为全国性之佛教组织。然此全国性之佛教组织系于执政者之管制下所组成，而非由僧侣自行组织统制。自清末民国以来，僧团在台湾之发展，除承袭中国内陆之丛林清规制外，在僧团之统制上渐形成二个层面：一为统摄全台僧团之中心行政机构‘中国佛教会’，二为各自独立发展之寺庵僧团。在僧团之活动型态上，亦分为二种：一为侧重静修之保守派，二为侧重社会弘法之革新派。尤以革新派在僧团制度之运作上更具突破性，其制度之革新与佛教理想之落实，更为复兴佛教之带动者，而为现今台湾各地之僧团所效仿。

　以台湾佛教之发展而言，大致可分为三时期：(一)为佛教传入之初期，此阶段属保守期，参杂民间信仰与儒家思想。(二)为日据时期，为台湾佛教全盘日化之时期。(三)光复以后，为台湾佛教之复兴期，此阶段之一大特色为：内陆高僧大德来台弘法、传入丛林制度，并对佛教进行改革。

　明清时代台湾佛教之信仰，大多由闽籍地方信士播迁来台，在实践上较注重个人之修持，罕见其他僧团之活动。至马关条约之后，日人据台，台湾佛教受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之影响，于民国十年（1921），由负责调查台湾宗教信仰之丸井圭次郎，集合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善慧、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本圆等人，讨论全台佛教教友之团结事宜，于民国十一年四月四日，正式成立名为‘南瀛佛教会’之全台性组织。在皇民化运动及南瀛佛教会之管制下，使台湾佛教寺院之设备、僧侣服饰，及一切仪式、法式等，均呈现日本化。

　迨至民国三十四年台湾光复后，佛教始渐革除其日本色彩，民国三十六年南瀛佛教会亦更名为‘台湾省佛教分会’，纳入中国佛教会之下，并于当年订立传戒规则、僧尼剃度规则、寺庵住持规则等有关僧伽之制度，以作为对台湾僧团之整顿规范。未久由于大陆沦陷，内陆僧侣相继来台，并将内陆之佛教戒律生活传播至台湾，使本省各地寺院均受其影响。民国四十一年中国佛教总会改选，正式成立全省十九县市支会，重建中国佛教僧侣制度与戒法。是年，即由白圣法师于台南县白河镇关仔岭大仙寺传授第一次传戒大会，当时接受出家戒法之弟子即有五百人以上，此一以戒法重建僧侣制度之措施，可谓系当代台湾佛教正式重建之一大关键。

　历来中国寺院制度，皆以百丈清规作为僧团共住共修之规范；而今日佛教之发展，若欲因应时代性之需要、积极之社会弘化理想，则势必亟将佛教教制与僧团之领导更进一步加以组织化、生活化、实用化与大众化，而以实践理想之人间社会为建设目标。（参阅‘禅林职位’6466、‘丛林’6553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