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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印度，佛陀时代加入佛教教团之比丘与外护者，多为婆罗门族、王族与商人阶级出身者。商人阶级为当时之新兴阶级，多具有自由思想。故在当时，佛教于农民之间，并无深入之影响力。此一倾向，即使在大乘佛教时代亦无甚改变，仅只佛教之中心信徒由王族而逐渐变为都市工商业者，此亦印度佛教所以衰微之最大原因。

　在我国，佛教由于王侯贵族之发愿造寺、造塔而随之发达，于文化上，亦有士大夫以上之支持，然迄未主动与农民建立关系。但寺院以拥有广大寺领与庄园，故耕作成为寺院经济之来源，且因寺田、僧田之布施，而与农耕有密切关系。其后佛教教团急速扩张，国家又予以免除赋役与租税等权利，故有私度僧与度牒买卖之事。自北魏至清朝以来，历代皆颁发限制出家之法令，惟仍有以农民身分而拥有僧名之情形。在唐代，且有百姓僧、地主僧之名称，遂发生佛教与农民在经济关系上联结之现象。

　出家前住入寺院之年轻人（称为童行）大多数从事于农耕与杂事；出家僧则在修行之间亦从事农耕工作。农民大多成为贵族与地主或寺领之耕作者，故通常农民仅只参与佛教行事而已。隋代之三阶教与近世之白云宗、白莲宗均有宗教结社运动，于当时当权者之立场而言，皆称为教匪，系宗教性之匪贼或反叛军，而农民为其主要之参与者。北魏之四次宗教结社运动、唐宋之‘弥勒匪’、近世之‘白莲教匪’（红巾军）等，皆为农民从事对当权者之反抗运动。

　在日本，奈良、平安时代之佛教，系以贵族、国家为中心之佛教，其中不乏如行基、空也等，于民间宣说佛教者，然缺少组织性之活动。至镰仓时代，农民间之佛教信仰已广泛流传。其后，道元之曹洞宗兴起，而与被称为临济将军之贵族临济禅相抗衡，主张‘只管打坐’（专心坐禅）以进入了悟之境，自此遂有百姓曹洞宗风在民间产生之情形。此外，又由于亲鸾流放东国之机缘，使宗教尚未开发之东国，于其农民之间，皆能普遍唱念佛名，故念佛之信仰得以推广。

　江户幕府时，对佛教采强制之檀家制度、本末制度，且为禁制天主教之入传而有请判押印以登记所属檀家之方法，使寺院代行对人民之监察事务，并给予国教之地位以为交换条件。故江户时代之佛教寺院乃代替幕府行使压迫农民之政策，并承担其结果。且为实现该政策，而增设许多新寺院，致使原为农民着想之佛教，如净土宗、真宗、日莲宗、曹洞宗等，反而扮演农民的压迫者之角色，而形成一极大之讽刺。